碳达峰碳中和急需发展绿色金融 碳交易市场是绿色金融的一个新兴领域

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，“3060”碳目标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背景。碳排放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，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常态，有研究表明，到2100年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4℃，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，发生概率要超过90%，人类社会将面临一场危机。面对严峻紧迫的形势，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到碳中和行动中，已有127个国家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，英国、瑞典、法国、新西兰等国已将碳中和写入法律。碳中和已经成为世界共识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，自然也应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有所作为。

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，中国向世界宣布了“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”的目标。这是一个分水岭。在此之前，中国主要强调不能抑制经济增长，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承诺硬性约束指标。在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，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：到2030年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25年下降65%以上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%左右，风电、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，等等，下一步，在科学计量与测算的基础上，预计将有更加细化的微观数量化指标。目标确定以后，当务之急是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要素来实现目标。

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巨量的投资，多项研究认为，要实现“3060”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，而政府资金支持大约只能占到10%左右，其余的资金都需要通过金融市场来筹集，对绿色金融的需求巨大。绿色金融目前主要包括三大块：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和ESG投资。到2020年末，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，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；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，居世界第二；泛ESG基金总规模增长较快，其中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行业基金数量占比超过70%。总体上看，我国绿色金融具有一定的规模，体量也居世界前列，但是离融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，绿色金融发展任重而道远。

绿色金融各领域发展速度不同步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直接融资领域的增速，绿色金融结构呈现不均衡的特征。中国的绿色股权市场增速较慢，规模相对较小，统计显示2018年和2019年两年绿色股权年均投资规模为424亿元，远小于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年均5500亿元的增量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把包括绿色投资的ESG纳入到投资流程中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绿色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。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科技创新，而绿色科技创新和应用具有风险较高、周期较长、资金流变化大的特点，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投入才能产生财务回报，这与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要求的稳定收入并不匹配，需要绿色投资发挥更大作用。目前在基金业协会注册的各类绿色基金超过700只，但大部分都是投资于成熟的环境保护项目，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还不多。

碳交易市场是绿色金融的一个新兴领域，未来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。碳交易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，碳交易市场通过对碳排放权的有偿分配，由碳排放多的行业和企业向碳排放少的企业付费，让优秀的碳控制企业得到补偿。以特斯拉为例，2020年特斯拉靠卖碳排放额度获得16亿美元，大大超过了其年度净利润7.21亿美元，从而在2020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，其盈利靠的不是卖车而是“卖碳”。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在稳步推进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。未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巨大，世界银行预测，高峰时我国碳配额成交量可达到260亿吨以上，以目前最低碳价30元/吨计算，未来我国碳市场交易额将达到8000亿元以上，以欧盟最高碳价120元/吨计算，未来我国碳市场交易额将超过3万亿元。

发展绿色金融还需要充分考虑到金融转型的风险。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，大量高碳行业面临着减排的要求，需要对原来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改造升级，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而金融向绿色金融转型的过程中，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将下跌，企业资产的质量下降，这将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、市场风险和流动风险。其中，煤电行业比较突出，随着碳排放的限制，行业贷款违约概率预计将会出现大幅提升，这反过来将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。

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远大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必须系统地规划和设计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，需要政府、企业、金融机构多方联动发力。第一，应当强化政策引导，建立健全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目前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一，即使针对同一种绿色金融产品，不同部门发布的认定口径存在差异，必须尽快统一，实现可量化、可测量、可验证，并且与国际接轨。第二，支持高碳行业产业转型升级，在严格控制产能的前提下，对技术创新和研发、工业流程改造和更新等方面重点支持，防止出现“一刀切”造成经济的急剧波动。第三，设立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基金，比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模式，面向绿色领域设立专项大基金。在基金架构上，国家设立母基金，地方可以设立子基金配套，发挥放大效应。在基金投向上，重点支持国家明确的领域，包括电动汽车、光伏技术、储能电池、节能建筑等。（作者为经济学博士）